有关水电的温室气体减排作用，历来都存在着一些争议。有些问题我们已多次重复过了，例如，我国的水库从来都是要在蓄水前进行清理，所以，某些所谓热带水库腐败的植物造成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现象根本就不也许会出现在我国。其次，所谓某些水电站水库的温室气体排放高于火电厂的传言，都是一些不肯说明多大的水库与多大的火电站相比较的结果。深究起来目前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还找不到一个实际的案例。
相反，为了澄清这种似是而非的谣言，2004年北京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之前，联合国有关机构曾经委托加拿大做过专门研究，基本上澄清了这种错误说法。最近瑞士联邦水科学技术研究所在制定绿色水电的评价标准时，更加明确地指出了瑞士观测到每百万千瓦时水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3到4吨，相应的百万千瓦时火电排放高达850到990吨。数据说明，如果在瑞士产生同等电力，水电与火电两种发电方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差距，可能高达200到300倍。
除了上述这些具体的水电温室气体问题的争论，本文将从另外两个更加宏观的角度，论述水电开发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作用。
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变化的共同影响，全球气候正经历一场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已引起了国际社会和科学界的高度关注。1988年11月，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就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问题进行科学评估。IPCC分别于1990年、1996年、2001年出版了三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目前正在组织科学家撰写第四次评估报告。
2001年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说明，1860～2000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0.4～0.8℃，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20世纪最暖的十年。有许多证据说明，过去50年观测到的全球增暖大部分归因于人类活动的影响。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近100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显著增加0.5～0.8℃，比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略高。近50年，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增暖越来越明显。近100年中国年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地区差别和长期波动较大。近50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华北和东北地区干旱趋重，长江中下游流域和东南地区洪涝加重。1990年以来，多数年份全国年降水量均高于常年，出现南涝北旱的局面。
据气候模式预测，未来100年全球气温将升高1.4～5.8℃，全球特别是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的降水量将增加。未来中国气温增加明显，降水量也会呈增加趋势。与2000年比较，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增加1.3～2.1℃，2050年增加2.3～3.3℃。预计到2020年，全国平均年降水量可能将增加2～3%，到2050年可能增加5～7%。未来中国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可能增大，将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产生很大影响。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是多尺度、全方位、多层次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并存，但负面影响更受关注。全球变暖对许多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产生了影响，如海平面升高、冰川退缩、冻土融化、河（湖）冰迟冻与早融、中高纬生长季节延长、动植物分布范围向极区和高海拔区延伸、某些动植物数量减少、一些植物开花期提前，等等。
气候变化对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影响可能以负面为主，将使我国未来农业生产面临以下三个明显问题：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产量波动大；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动，作物种植制度有几率发生较大变化；农业生产条件变更，农业成本和投资大幅度增加。气候变暖将导致地表径流、旱涝灾害频率和一些地区的水质等发生明显的变化，特别是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为突出。与高温热浪天气有关的疾病和死亡率可能增加。气候变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还将极度影响到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目前的研究认为，气候变暖的重要的因素是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成分增加，尤其是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因此，除了对还原氧气和碳元素积蓄能力较强的森林面积的不能大幅度减少之外，过多的燃烧矿物能源，造成埋藏地下的碳元素大量释放，是造成温室气体的最主要的因素。为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已制定了《京都议定书》要求各国按照计划，缩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数量。我们大家都知道目前的温室气体大多数来源于现代化社会的巨大的能源需求，减小温室气体的排放不能以牺牲人的现代化生活为代价。所以，应用不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减少矿物能源的应用就是我们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公认的最佳方案。
我们需要强调，现在有一些人研究温室气体排放的时候，有些偏离方向。他们总是热衷于找出来某种所谓新的“温室气体排放元凶”。实际上这是一种方向性的错误。我们大家可以把地球表面的碳循环，看成是一个几万年来不断演变而成的正常的碳循环系统。这个系统中的任何碳排放、转换都应该是基本平衡的，不会导致地球大气中的碳含量发生突变。但是，地球上还有大量的矿物能源被埋藏在地下。这矿物能源是几亿年以前的动植物躯体沉积形成的，也能说这些矿物能源是几万年以来早已退出了地球表面的碳循环的碳元素。快速的、过量的把这些早已经退出碳循环的地下矿物能源挖出来、燃烧掉，使其重新再回到地球大气中去的行为，是造成温室气体持续不断的增加的真正原因。
例如，最近有研究报告说，牛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高于汽车。但是，从如果我们地球碳循环的宏观上分析，即使牛屁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高于汽车，它也不会像汽车那样造成地球的温室气效应。因为牛总是要吃草、吃饲料。每头牛一生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中的碳含量，总不会超过该条牛一生中所需要吃掉的草料中的碳含量。当我们担心牛的二氧化碳排放过高的时候，别忘记维持牛的生命所需要的饲料（植物），在其生长过程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消耗同样多的二氧化碳，并在光合作用下把它变成氧气。正是牛的生长和饲料的生长，一起构成了一次自然界中的碳循环。这与汽车燃烧矿物能源，释放出大量埋藏于地下的碳元素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
关于水库的水电的温室气体排放高于火电的说法，也是一种逻辑方向上的错误。水库属于人工湿地，其本质与天然湿地没什么差别。即使现在我们未解决天然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的矛盾（同时包括发电获取水能资源），需要有意识地建造很多水库，但是，水库这种人造湿地的出现，相对于近代人类的社会化活动造成的湿地面积缩小，并没有从总体上改变地球表面的湿地面积下降的趋势。所有湿地都会有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是几万年来湿地参与地球ECO碳循环的一部分。即使你观测到了某一地区的湿地，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你也根本不必大惊小怪。即便是所谓热带水库排放大量温室气体的现象，在任何热带雨林中都是自然存在的。
因此，我们大家可以归纳说，任何其它所谓的新发现的温室气体排放“元凶”，都只能说是局部的，“盲人摸象”的观测结果，不可能有什么实际意义。不管是“牛屁”也好，水库也好，不管你所观测到的温室气体排放有多么严重，它们都是地球正常碳循环的一部分，不可能构成什么温室气体排放的元凶。相反，这些把牛屁与汽车比较，把水电与火电比较的所谓温室气体排放“元凶”的炒作、宣传，绝对是一种对《京都议定书》的误导，只能放松人们控制汽车、火力发电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警惕，加剧全球温室气体的恶化。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造成全球温室气体问题的缘由是现代社会矿石能源的过量燃烧、使用。因此，减少矿物能源的燃烧、使用，是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唯一途径。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现实，已离不开各种能源的使用，所以，所谓减少矿物能源的消耗必须要有相应的替代能源。这就是要发展和利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作用上看，核能是当前公认的清洁能源之一。按照目前的技术水平，核裂变发电的温室气体减排作用很重要，因此，现阶段我们该加紧核电的建设，提高清洁能源的比重。不过，核能不属于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我国的铀矿资源非常有限，如果建设50座常规的百万千瓦级核电站，仅够运行40余年。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核能发电的比例，最终不可能太高。快中子堆核裂变发电技术虽然可提升一些资源利用率，但是其成本和安全性的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突破。核聚变发电技术目前还看不到什么前景。所以，根据全世界的资源现状和技术水平，当前最有效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就是要加速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开发、利用。此外，跟着时间的推移，各种能源资源也都有一个逐渐枯竭的可持续利用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只有开发利用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才是既能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又能解决能源枯竭矛盾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最终一致确定的“行动计划”。
常说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包括水能、风能、海洋能、地热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目前公认的比较成规模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主要有水能、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四种。那么这四种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在我国的发电领域内的作用和潜力到底如何呢？根据有关联的资料的统计数据，我国的几种主要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发电潜力如下表所示：
其中：理论可开发量：是指可用于发电的理论资源总量。可开发度：是指受环境、分布条件和人们接受程度的制约，实际资源与用于发电的百分比。当量装机容量：是统一按照运行时数为4500折算后的装机容量。
生物质指农业、林业生产中产生的农林剩余物和能源作物。能源作物包括野生的和人工种植的。生物质能的利用主要有：直接燃烧技术，如非常原始而范围极广的炉灶；现代技术是用于发电，要解决收集、致密成型等问题；生化转化技术（糖途径），形成糖和木质素中间产品，再转化为沼气、燃料酒精、生物柴油等，副产品为肥料，以热与电的方式应用，或者从植物中提取生物柴油。
有一种观点认为，生物质能源消耗之后不是天然的可补充的能源，因此不应该算是可再次生产的能源。也有人说生物质能虽然是可再次生产的能源，但他的清洁性比不上水能、风能、太阳能等，因为它直接燃烧或用于发电都要产生CO2，也有温室效应问题。我认为这些看法都是缺乏宏观考虑的认识。如果从地球正常碳循环的角度去看，只要是不增加地下碳元素的循环，都应该认为是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只不过水能、风能和太阳能的可再生阶段不需要经过地球的碳循环。就能直接的转换为各种能量，而生物质能必须依靠一次碳循环来完成其可再生性。忽略生物质能燃烧的碳排放问题，定义生物质能为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这个观点，恰恰与前面我们说的“牛屁”和“水库”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一样，不能孤立看待正常的碳循环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生物质能源燃烧释放的碳元素，必定与其生长过程中完成的碳吸收相平衡。所以，和牛屁、水库一样，它并不会增加地球温室气体的排放。
生物质能源的主要矛盾在于种植生物需要土地，因此，对于地少人多的我国来说，生物质能源的种植受到很大的局限，一般只能停留在农村的薪柴、秸秆直接燃烧和沼气利用方面。不能够满足大规模发电的需求。所以，生物质能源发电在我国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比重非常低，还不足总量的1%。也能说“种植能源”的梦想，对我国来说并不是发展方向。
全球可实际利用风能为2×107MW，比地球上可开发利用的水能总量大10倍。近年来风电从始至终保持着世界增长最快的能源的地位，2005年底，世界风机总装机容量约5000万kW。世界风力发电如此快速地发展，欧洲风能协会预测2020年全球风力发电装机将达到12.31亿kW，是2002年世界风电装机容量的38.4倍，年安装量达1.5亿kW；风力发电量约为30000亿kWh，将占全球发电总量的12%。
我国幅员辽阔，风能资源比较丰富。据气象科研部门估算，全国平均风功率密度为100W/m2，风能资源总储量约32.26亿kW，可开发和利用的陆地上风能储量有2.53亿kW（依据陆地上离地10m 高度资料计算），海上可开发和利用的风能储量有7.5亿kW。目前我国的风电发展已经逐渐步入轨道，风电每千瓦的平均造价从开始的1万多元降到七八千元，每千瓦时风电的还本付息成本价也从1元以上降到0．5元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并于2006年1月1日正式生效后，风电产业进一步得到国家政策支持。根据国家发改委的长期产业规划，我国的风电装机目标为2010年400万kW，大型风电场基本立足于国内制造的装备，风电上网电价逐步降低，使风力发电基本能与常规电力相竞争；2015年1000万kW；2020年3000万kW，届时风电装机占全国电力装机的2%。据预测，我国有能力在2020年实现4000万kW的风电装机容量，风电将超过核电、继煤电、水电之后成为中国第三大主力发电电源。
风电是仅次于水电的很成熟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发电技术，与水电其主要优点是不需要建造水库，没有移民生态等问题。但是目前风电的发电成本还是比水电高出一倍以上，由于风力的随机性较大，电源质量也比水电差，要解决蓄电问题或者要求一定的水电站相配合。因此，在我国还有大量的水电待开发的情况下，风电的发展远没有水电开发市场化程度高，尚需要政府给与一定的扶持和资助。
太阳能是资源量最大、分布最普遍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也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环境无任何污染的一次能源。据全球权威能源机构预测，到本世纪中期太阳能将成为人类能源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到本世纪末太阳能将成为人类能源构成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我国属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国家，全国2/3地区太阳能年日照时数在2200小时之后，我国太阳能总辐射量大致在930?2334千瓦时/平方米/年之间，陆地表面每年接收到太阳辐射能相当于17000亿吨标准煤，拥有非常良好的开发条件和应用价值。我国有荒漠面积108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日照资源丰富的西北地区等。如果利用1%的荒漠安装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按照目前100Wp/m2的保守技术水平估算，则装机容量可达到约10.8亿kWp；若光伏发电系统的年利用小时数按1000小时考虑，则每年发电量可达1.08×104亿kWh。
在我国，太阳能的光、热利用已有悠久的历史，上世纪50年代太阳能伏电池的出现为太阳能利用带来了质的飞跃，从卫星、飞船，到高山、海岛，以及偏远的山村、牧场、沙漠，到建筑物的屋顶，一片片光伏电池板将阳光转化为电流，以满足照明、电子仪器和动力用电等多种需要。自上世纪50年代制造第一块太阳能伏电池以来，太阳能光电应用已从简明的照明，发展到航天、通讯、石油、交通、电力和国防等领域。
青海省每年大约有数万套进入农牧民家庭，青海农牧区的112个无电乡全部建成太阳能光伏电站，解决了908个无电村农牧民的生活用电，覆盖农牧民人口50多万。青海全省人口550万，如今1/7的人口靠太阳能告别无电时代。在推进太阳能光伏电站建设的同时，青海省政府制作太阳能灶66000台，全部免费发放给干旱山区的农牧民，使30万农牧民用上了太阳能灶。
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藏那曲、日喀则、山南、阿里等地区先后引进很多类型的太阳能光伏和风力发电机，建成了一批光伏和风力发电示范乡、村。2002年，政府又投资8亿多元，在山南、那曲、昌都、等地，建起了350座光伏电站和风光互补电站，实现了乡乡通电。目前，又有10多个乡600多户2398人告别了酥油灯，用上了风光互补电能。
我国已在北京、深圳、上海等地建成多处示范工程。我国2006年敦煌市筹建100兆瓦太阳能并网光伏发电项目，项目建设方和投资方中濠新能源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总投资60.27亿元人民币，建设工期为5年的100兆瓦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发电项目。
我国太阳能利用的潜力最大，热利用已大面积推广，太阳能光伏发电还存在着成本过高的问题，能否大规模应用还有待于新的技术突破。一方面需要提高光电转化效率，一方面需要降造成本。从长远看，随技术的进步太阳能发电将是最有前途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国家从政策上应该鼓励有关太阳能发电技术的推广、应用，但是，必须认识到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大规模开发利用太阳能的条件。我国目前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95%以上都出口到欧洲，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和居民，目前还承受不起太阳能发电的成本。
我国的水能资源极其丰富，储量世界第一，而且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目前仅为20%左右，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与其它可再生能源相比较，水电能源不仅技术成熟、开发成本低、效率高，电能质量好，而且，即便就是在温室气体的减排方面，也比其他可再生能源有着更大的优势作用。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来说，发电成本的高低，就反映着某种能源的社会投入产出比。通常情况下，能耗与成本都应该是成正比的，不言而喻，产品的能耗高低必然也会与温室气体排放大小有关。因此，水电的成本低，也就是说明水电的温室气体减排作用最大。
举例来说，太阳能电池多为半导体材料制造，硅材料来源于优质石英砂，也称硅砂。先将硅砂煅烧转换为多晶硅，然后制成多晶硅锭，再用铸造法或硅带法制成多晶硅基片，或直接用西门子法制成多晶硅棒，然后切割成为单晶硅片。太阳能电池材料的制造工艺复杂，耗能巨大是太阳能电池价格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制约太阳能电池发展的最大障碍。因单晶硅成本过高，目前太阳能发电的成本约为火电的5到10倍，水电的20倍左右。
如果假设太阳能电池板的寿命是20年，那么也许前十年该电池产生的电量，仅仅能够平衡人们为了制造电池所消耗掉的能源，也就是说前十年的减排实际作用为零。只有到后十年太阳能电池才真正发挥了减排的作用。用同样的理由看水电，由于水电的成本是太阳能的1/20，按照同样的投资成本本身能耗假定，只需要用半年的时间就水电可以抵消成本能耗，发挥出减排效益。如果，水电站的寿命按100年计算，那么余下的99.5年，水电都能发挥温室气体的减排作用。这样一计算，就可以发现；我们现阶段开发水电的温室气体减排作用，可以达到太阳能发电的五十倍。
同样的理由，可以扩展到任何其它一种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上去。因此，目前的各种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合理性和社会承受能力问题，而且，也还有温室气体减排的效率问题。所以，即使不考虑发电的成本，仅仅从减排的目标出发，我们的祖国现阶段也应该优先开发利用水电。当然，风能、太阳能发电技术也必须大力鼓励、发展，因为，太阳能发电的资源最丰富，很可能是人类未来能源的根本出路。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才能不断地在降低成本和提高发电效率上取得进展，最终让太阳能担负起人类能源供应的重任。然而，我个人认为这项探索、改进（除水电外其它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发电技术的任务，应该更多交给那些水电资源已经开发殆尽，经济能力比较强大的西方发达国家去完成。而水能资源丰富且还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利用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加快开发利用水能资源。这才是他们对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出的最实际、最有效的贡献。
因此，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要想达到最佳的减排目的，我国现阶段应该优先发展技术成熟的水电和核电。以避免全球温室气体的飞速增加所带来的一些列灾难性后果。这也恰恰就是当前我国能源电力工业的发展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