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议会既是英格兰民族的创造者，又是英格兰民族的创造物，正是以上这些特点使其慢慢的变成为英格兰民族共同体的有形载体，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因为它的独特作用，玫瑰战争时期各方势力才会如此重视对它的使用。每有重大决议或重要审判，掌权者都要通过议会来公布和进行。在国家政治舞台上频繁的出场和抢镜，无形中更突出和丰富了这一个角色的地位和形象。

  14世纪中期开始的玫瑰战争，客观上为议会地位的提升提供了有益的条件。在数十年的激烈争斗中，双方互有胜负。一旦某一集团在战场上获得胜利，便马上召开议会，以利用议会的政治权威及时把军事成果转变为政治统治权。

  首先体现在战争前的1450年两大集团的一次冲突中，约克公爵想到的第一个用来打击萨默塞特的工具就是议会。在1450的议会上，约克派占优势的下议院请求国王弹劾萨默塞特公爵以及他的数位臣属，并要求国王解除他们的职务，对其定罪、没收其财产；

  1453年3月，议会在再次召开。约克公爵趁亨利六世旧病复发不能自理之时，对萨默塞特展开反击的攻势。上议院最终作出判决：确认萨默塞特公爵犯有叛逆罪；1455年的圣奥尔本斯战役以约克派胜利告终，议会于7月召开。

  借由在战场上胜利的资本，约克派将自己的行为披上合法的伪装。由于约克公爵控制了国王，亨利六世只能对约克派的武装行动不予追究；

  9月，利用国王再一次陷入精神疾病不能自理之时，约克公爵第二次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上议院决定再次任命约克为摄政王，再度执掌政府，处理王国所有重要事务。1459年，拉德洛战役约克派惨败，约克公爵渡海逃往爱尔兰。

  11月20日，议会再一次召开。)以玛格丽特王后为首的兰开斯特派召开此议会的目的是完成对政敌的法律制裁。在这次后来被称为“魔鬼议会”中通过的法律制裁案，试图在法律和经济层面彻底摧毁约克家族及其盟友。

  此次议会的首要指控就是约克公爵策划叛乱，议会判决约克公爵多项重罪及死刑，判处其妻、随从等人为同谋罪。约克公爵因已撤退至爱尔兰，躲过了杀身之祸。其次，剥夺了约克派成员的大量或全部地产。

  最后，巩固并增强王后的儿子爱德华王子的继承权，赐予他大量封号和地产。以上种种措施能够准确的看出，玛格丽特王后只是想借助议会这样的平台，为她扫除政敌的行为添加合法性而已。但由于战场形势发生明显的变化，这次议会确立的成果也必定不会长久。

  1460年两派又再次展开争斗。7月10日，北安普顿战役中，王军遭到了沉重且具有毁灭性的打击，亨利六世被沃威克伯爵所俘，王后率残余势力逃往苏格兰。10月，议会召开。约克公爵从爱尔兰回来，他在议会首次提出了对王位的要求。

  最终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国王将继续在位直到去世，但约克公爵从今往后将拥有正当合法的王位继承权，并被称为王储。1461年，取得陶顿战役胜利的约克派于同年11月召开了约克王朝第一届议会，为爱德华四世的王位主张权提出了辩护。

  此时议会仅仅是在将政治的既成事实合法化而已，议会宣布：爱德华四世的血统优先于兰开斯特派，因此有权继承英格兰王位。

  从以上的列举能够准确的看出，由于玫瑰战争时期贵族集团内部派系纷争，倾轧不已，议会似乎只能充当胜利一方的橡皮图章，议会特别是下院则貌似一个“忧心忡忡的记录员，记下军事冲突和贵族之争的后果。”

  议会之所以受到各方的青睐，原因主要在于15世纪慢慢地发展起来的一种观念：议会不仅仅被人们看作各郡地方代表的集合，而被认为是整个民族的代表性机构。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凸现，各政治力量都注意以议会作为政治斗争的平台，谋取各自的政治利益。

  对重要政治人物的审判以及一切重大事务的处理都以议会的名义落款并颁布，无疑是对议会已有地位的一种无形的宣传。这种方式一旦成为习惯，再想绕开议会以个人的名义进行统治则是难乎其难。

  值得注意的是，下院的运作程序和其他功能在玫瑰战争时期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立法程序方面：英格兰当时立法的基本方式为立法议案，其大致上可以分为公私两种不同的类型（群体请愿书与个人请愿书），公私请愿书经议会审核后，便以法律的规范和语言拟定为议案，并经上下两院进一步研究商议，最后提交给国王。

  玫瑰战争时期议案数量大幅度的增加，这势必要求议会有一套更规范有效的程序来处理接踵而来的大量议案，三读程序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顾名思义，议会将请愿从议案的商议过程分解为三个部分，一读首次提出议案并公布议案题目；

  二读对议案的详细的细节内容和涉及的重要原则进行辩论，由专门委员会对需要修改的议案内容做修正；三读主要是对议案做最后的文字修改并在议会内进行表决。三读之后交付上院审议，上院虽可以对议案进行某些修改，但涉及到重大改动时应征得下院同意方能有效。

  亨利六世时期的议会记录员对某次关税议案的记录可以为证：下院三读之后提交给上院的一份期限为四年的关税议案，经议会修改为两年，不属于重大改动不需征得下院同意；

  而一份期限为两年的关税议案经议会修改为四年后，则属于重大改动，必须经下院复议和重新确认后才有效。下院还具备了一定制约政府官员的功能，这一点在玫瑰战争初期格外引人注目。

  兰开斯特派和约克派在议会打击对方的一个常用的方式是将对手清除于中央政府之外。要达到这个目的，弹劾权的使用是一个最佳路径，在以往的弹劾中，上院的态度是决定性的，因为下院只是起诉者，而上院才是审判者。

  为了能迅速地达到清除异己的目的，斗争双方在议会的弹劾权基础上又创造了剥夺公权的方法。该方法的特点是没有常规审判那样的繁琐程序，但需要上下两院都同意。这样一来，下院在弹劾问题上也具有了与上院基本等同的地位。

  议会只要通过了剥夺公权案，就已相当于完成了审判，可以判处被剥夺公权者死刑、监禁或流放等任何惩罚。这样一种迅速、便捷的弹劾方式无疑对政府官员具有强大的威慑力。

  双方常在议会中使用该手段，在一方占优的议会中总有劣势的一方被大量剥夺公权，有时甚至一次议会被剥夺者多达十几人。如权倾一时的护国公萨福克公爵，他虽深受亨利六世信任，但在1450年还是被议会弹劾，判处其5年流放，最终死于流放的途中。

  下院的地位和立法功能的增长，在爱德华四世时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贵族混战中侥幸得到王冠的爱德华四世为巩固王权有意拉拢平民院。1461年他在其首届议会的开幕会上宣布：他是靠下院的支持才重新得到应有的权力的。

  随即议会在确认以前的议会法案时，坚持所有修改部分都必须征得平民院同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下院在充当贵族集团斗争舞台的过程中，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地位，完善了运转机制。当英国迈出中世纪时，议会传统已经根深蒂固。

  这一点对于近代的英国具有深远的影响，欧洲大陆许多国家在中世纪都有类似的等级会议，但在绝对主义王权兴起之后，这些国家的等级会议要么停止活动，要么形同虚设。

  而英国的议会却一直长期召开且拥有充分权威，这与玫瑰战争时期议会的发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种机构的作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在一个具有任何程度复杂性的社会里，各集团的相对力量是变化的，但若要使该社会成为一个共同体的话，每一个集团的权力是通过政治机构来行使的。这些机构能柔和、缓解并重新调整这种权力，从而使某一种起支配作用的社会势力与共同体中的其他社会势力相适应。”

  英国议会正是一个与各派势力既有关联又独立存在的政治机构，这个机构给予了各类势力登台的机会，也给予了英国社会充分的包容性和回旋的余地，对于未来英国形成和平渐进的发展道路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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